中文往事第二辑谭得伶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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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7.3我要分享

谭得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2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祁阳。1952-1957年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此后一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中文系讲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60-81),苏联文学所副教授、教授、副所长(1982-87),1993年回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得伶教授对二十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进行了长期、系统和比较深入的研究。著有《高尔基及其创作》(1982)、《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2001)(合著)、《谭得伶自选集》(2007)及有关俄苏文学的论文70余篇,译文数十万字。参编《当代苏联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史》(1991)、《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外国文学史》(2010)等十多种著作。主编《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3册,1988-1989)、《文学史家谭丕模》(1999)、《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2005)。参加《高尔基文集》(20卷,主编夏衍)的选编及翻译、校对工作。该文集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主持翻译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合译《高尔基与苏联文学》、《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等。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及访问学者二十余人。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到谭得伶先生办公室进行访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当时的谭得伶先生满怀激情,渴望能为建设祖国贡献一份力量。1952年,机遇悄然降临,包括谭得伶先生在内的200多名学子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留学。时代浪潮滚滚向前,谭先生像浪尖上的一滴水珠,折射出了历史激流的涌动。1957年这批学子学成归国。谭先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至今已是六十余年。这六十余年里,先生不忘初心,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研究、翻译及教学领域深耕不辍。她严谨勤勉的治学态度,平和沉静的人格魅力,是滋养万千学子的一汪清泉,也是构建师大人文底蕴的宝贵财富。

难忘留苏岁月

1950年,谭得伶先生看到姐姐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强烈要求来北京读书。经过努力,谭先生终于如愿。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建国以后百废待兴,国内形势大好,急需培养人才。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接受中国留学生到苏联高校留学的协议,当年政府从全国各高校抽调了200多名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学习建国初期急需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当时的北京俄专校长师哲先生曾经是毛主席的俄文翻译,他说:“我们这些俄语人才都渐渐衰老了,需要培养新的力量。”国家就从北京、哈尔滨、上海、大连俄专等几个俄专学校选派了28位青年学子赴苏留学。谭先生回忆,当时的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可谓百里挑一,优中选优。经过层层筛选,谭先生幸运地成为“二十八分之一”,前往苏联学习。

出国前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这批即将留学的学子,向他们提出了祖国的殷切希望和嘱托,希望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把留苏学习当作革命任务来完成,把建设新中国的本领真正学到手;同时,希望他们深入观察和正确对待苏联的现实生活,虚心向苏联人民学习,增强两国人民友谊。这番临别箴言让谭先生铭记终身。

前三年,谭先生等六人在萨拉托夫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为后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后两年在莫斯科大学培养了独立进行科研和学术创新的能力。谭先生郑重地说:“在苏联的五年,我们真的没想别的,一心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这批留苏学子不分寒暑假,放弃节假日,潜心学习,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上课,吃过午饭,从4点到10点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闭馆后,回到宿舍简单吃点东西,又到“红角”(自习室)继续学习到凌晨一两点。在沉重的学习压力下,有的学生身体垮掉了。由于饮食、作息不规律,谭先生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她咬牙坚持了下来,从未退却。当被问到“这五年都不回家,不会想家吗?”谭先生却说:“我们的祖国正在困难时期,送我们出来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浪费祖国的一分钱。”说到这里,谭先生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声音中透着坚定,仿佛当时的誓言今日仍在心中振颤,久久不能平静。就是这样的信念和坚守支撑着谭先生将飞扬的青春留在了苏联的土地上。

提到在苏联的这五年,谭先生忆起的是满满的收获,字里行间蕴含的是深深的感恩。谭先生说,苏联人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最真诚的欢迎。初来乍到,中国学生的俄语水平不够好,跟不上进度,苏联老师给他们“开小灶”;但丁的著作他们看不懂,苏联同学们就一边在黑板上抄,一边给他们讲;每逢特殊的日子,苏联学生还会热情地邀他们共度节日。业余时间,谭先生频繁地穿梭在苏联各大图书馆,还去参观博物馆、大剧院,拜访俄罗斯伟大作家的故居,努力地开阔自己的眼界,领略俄罗斯文学独特的魅力。先生强调,自己对图书馆的热情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一进图书馆,就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经过五年艰苦的学习,谭先生等人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同学刘宁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更是获得了全部5分的优异成绩,并作为优秀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了由校长彼得罗夫斯基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他们取得的卓越成绩正是对这五年苦读最好的回报。

在此期间,谭先生还收获了一生中最浪漫的相遇。谭先生笑着说,“谈恋爱不允许,也没想着谈恋爱。”但是到了第五年,缘分使然,谭先生遇见了王梓坤校长。从相遇到相知,两人始终以学业为重,相互敬重、相互扶持,把感情转化为奋斗的动力,最终双双学成归国,在师大延续了这一段佳话。

带领我们回忆留苏时光的间隙,谭先生翻开一本自编的相册,指着一幅幅照片向我们讲述背后的故事,那缓缓流出的记忆恍如昨日,从未蒙上岁月的灰尘。讲到动情处,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平静又幸福的光芒,似乎完全沉浸在了那段美好的记忆中,而那本相册的名字,正是“难忘留苏岁月”。

谭得伶先生

惜度师大时光

谭先生一家与北师大有着深厚的渊源。“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师大人,他们是1928年师大国文系毕业生。我在师大走过了六十年风雨,加上我父母,两代人见证了师大百年的变迁。”对于北师大中文系,先生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谈到师大和师大中文系独特的气质,先生说:“中文是师大的老学科,可以说有师大,就有中文系,所以师大的传统文化和国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第二,师大的气质就是不大张扬,比较低调,这是师大的一个重要特点。师大的老师和学生都是踏实地做学问,朴实地进行表达。第三,学校对教学相当重视,因为学生将来是要当老师的,这就是“师范”。第四,就是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北师大百廿年来不变的坚持。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学生,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教师都会用全部的爱去保护自己的学生,学生对教师的付出也定是‘涌泉相报’。”

谭先生将自己在北师大执教的日子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7年到1979年。归国之初,谭先生协助苏联专家柯尔尊教授介绍苏联文学。由于当时国内苏联文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谭先生等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先生从刚开始协助柯尔尊教授编写俄文讲义,到后来参与编写国内第一套俄苏文学讲义,并根据在苏联学到的经验逐步改进了课堂教学方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1973年,谭先生自愿参加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工作,1973-79年间研究室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苏联文学资料》,为后来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有力的积累。

第二阶段是1979年到1981年,彼时谭先生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编选、翻译和校订《高尔基文集》(20卷)的工作。该文集在1991年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谭先生也因为这项工作,对高尔基有了更系统的认识,这之后她发表了不少关于高尔基研究的文章,她认为,“我们每个人要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从头开始,从根开始,从起源开始,这样才能够将问题捋清楚”。

第三个阶段是1982年到2003年,谭先生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北师大,1982-1993年在苏联文学研究所任教,1993年回中文系。此时先生主要培养研究生,研究重心放在20世纪后半叶的俄苏文学。为了配合教学,谭先生和学生们集体翻译了《苏联文学史》,编撰了《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后来又接受了国家教委“八五”规划国际问题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研究“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谭先生认为这两大历史现象本身十分复杂,“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92年,先生不幸被自行车撞倒,髋关节骨折。九年内动了三场大手术,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现在走路时手杖都不能离身。即便如此,谭先生在此期间仍坚持带了五位博士,八位访问学者,从未停止在教育领域的辛勤耕耘。

讲述着与北师大的点点滴滴,谭先生感慨道:“这六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北师大就是我们谭家的根,我的根。”

先生寄语

与先生相处的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着,我们还沉浸在那一段段动人的往事中,采访已接近尾声。在采访的最后,先生留下了对我们青年学生的寄语。

“一是抓紧最宝贵的学生时代,认真读书。”

先生在苏联留学的那段时间,正是由于没日没夜的学习,无时无刻不与书籍为伴,厚积薄发,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二是与时俱进,不忘初心。”

先生提醒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祖国发展的大方向,同时也要铭记初心,精研深思,才能有所收获。

“三是学好外语,开阔眼界,重视对外交流。”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学好外语,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吸取改革发展中的教训,对我们的进步尤为重要。

先生的寄语,字字珠玑,句句中肯,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

送别先生后,走在夏日的林荫小道上,回忆起整个采访过程,我们发现先生总是谈别人多,谈到自己却很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谦逊的学者,总是惯于把自己放在后位。其实,当时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太多像先生一样默默付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一份学术田地辛勤耕耘,对待知识总是认真严肃,对待成绩却是云淡风轻。从先生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时代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人群像,看到了他们的坚守,窥见了他们值得尊敬的一切。

先生像一座桥梁,一座沟通苏俄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桥梁,从往昔跨越时空来到当下,并延伸向更好的未来。

采访者和谭先生合影

采访人:

牛青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生

洪羽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徐梦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李 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魏南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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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得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2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祁阳。1952-1957年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此后一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中文系讲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60-81),苏联文学所副教授、教授、副所长(1982-87),1993年回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得伶教授对二十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进行了长期、系统和比较深入的研究。著有《高尔基及其创作》(1982)、《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2001)(合著)、《谭得伶自选集》(2007)及有关俄苏文学的论文70余篇,译文数十万字。参编《当代苏联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史》(1991)、《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外国文学史》(2010)等十多种著作。主编《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3册,1988-1989)、《文学史家谭丕模》(1999)、《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2005)。参加《高尔基文集》(20卷,主编夏衍)的选编及翻译、校对工作。该文集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主持翻译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合译《高尔基与苏联文学》、《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等。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及访问学者二十余人。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到谭得伶先生办公室进行访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当时的谭得伶先生满怀激情,渴望能为建设祖国贡献一份力量。1952年,机遇悄然降临,包括谭得伶先生在内的200多名学子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留学。时代浪潮滚滚向前,谭先生像浪尖上的一滴水珠,折射出了历史激流的涌动。1957年这批学子学成归国。谭先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至今已是六十余年。这六十余年里,先生不忘初心,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研究、翻译及教学领域深耕不辍。她严谨勤勉的治学态度,平和沉静的人格魅力,是滋养万千学子的一汪清泉,也是构建师大人文底蕴的宝贵财富。

难忘留苏岁月

1950年,谭得伶先生看到姐姐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强烈要求来北京读书。经过努力,谭先生终于如愿。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建国以后百废待兴,国内形势大好,急需培养人才。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接受中国留学生到苏联高校留学的协议,当年政府从全国各高校抽调了200多名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学习建国初期急需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当时的北京俄专校长师哲先生曾经是毛主席的俄文翻译,他说:“我们这些俄语人才都渐渐衰老了,需要培养新的力量。”国家就从北京、哈尔滨、上海、大连俄专等几个俄专学校选派了28位青年学子赴苏留学。谭先生回忆,当时的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可谓百里挑一,优中选优。经过层层筛选,谭先生幸运地成为“二十八分之一”,前往苏联学习。

出国前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这批即将留学的学子,向他们提出了祖国的殷切希望和嘱托,希望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把留苏学习当作革命任务来完成,把建设新中国的本领真正学到手;同时,希望他们深入观察和正确对待苏联的现实生活,虚心向苏联人民学习,增强两国人民友谊。这番临别箴言让谭先生铭记终身。

前三年,谭先生等六人在萨拉托夫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为后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后两年在莫斯科大学培养了独立进行科研和学术创新的能力。谭先生郑重地说:“在苏联的五年,我们真的没想别的,一心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这批留苏学子不分寒暑假,放弃节假日,潜心学习,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上课,吃过午饭,从4点到10点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闭馆后,回到宿舍简单吃点东西,又到“红角”(自习室)继续学习到凌晨一两点。在沉重的学习压力下,有的学生身体垮掉了。由于饮食、作息不规律,谭先生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她咬牙坚持了下来,从未退却。当被问到“这五年都不回家,不会想家吗?”谭先生却说:“我们的祖国正在困难时期,送我们出来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浪费祖国的一分钱。”说到这里,谭先生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声音中透着坚定,仿佛当时的誓言今日仍在心中振颤,久久不能平静。就是这样的信念和坚守支撑着谭先生将飞扬的青春留在了苏联的土地上。

提到在苏联的这五年,谭先生忆起的是满满的收获,字里行间蕴含的是深深的感恩。谭先生说,苏联人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最真诚的欢迎。初来乍到,中国学生的俄语水平不够好,跟不上进度,苏联老师给他们“开小灶”;但丁的著作他们看不懂,苏联同学们就一边在黑板上抄,一边给他们讲;每逢特殊的日子,苏联学生还会热情地邀他们共度节日。业余时间,谭先生频繁地穿梭在苏联各大图书馆,还去参观博物馆、大剧院,拜访俄罗斯伟大作家的故居,努力地开阔自己的眼界,领略俄罗斯文学独特的魅力。先生强调,自己对图书馆的热情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一进图书馆,就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经过五年艰苦的学习,谭先生等人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同学刘宁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更是获得了全部5分的优异成绩,并作为优秀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了由校长彼得罗夫斯基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他们取得的卓越成绩正是对这五年苦读最好的回报。

在此期间,谭先生还收获了一生中最浪漫的相遇。谭先生笑着说,“谈恋爱不允许,也没想着谈恋爱。”但是到了第五年,缘分使然,谭先生遇见了王梓坤校长。从相遇到相知,两人始终以学业为重,相互敬重、相互扶持,把感情转化为奋斗的动力,最终双双学成归国,在师大延续了这一段佳话。

带领我们回忆留苏时光的间隙,谭先生翻开一本自编的相册,指着一幅幅照片向我们讲述背后的故事,那缓缓流出的记忆恍如昨日,从未蒙上岁月的灰尘。讲到动情处,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平静又幸福的光芒,似乎完全沉浸在了那段美好的记忆中,而那本相册的名字,正是“难忘留苏岁月”。

谭得伶先生

惜度师大时光

谭先生一家与北师大有着深厚的渊源。“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师大人,他们是1928年师大国文系毕业生。我在师大走过了六十年风雨,加上我父母,两代人见证了师大百年的变迁。”对于北师大中文系,先生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谈到师大和师大中文系独特的气质,先生说:“中文是师大的老学科,可以说有师大,就有中文系,所以师大的传统文化和国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第二,师大的气质就是不大张扬,比较低调,这是师大的一个重要特点。师大的老师和学生都是踏实地做学问,朴实地进行表达。第三,学校对教学相当重视,因为学生将来是要当老师的,这就是“师范”。第四,就是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北师大百廿年来不变的坚持。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学生,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教师都会用全部的爱去保护自己的学生,学生对教师的付出也定是‘涌泉相报’。”

谭先生将自己在北师大执教的日子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7年到1979年。归国之初,谭先生协助苏联专家柯尔尊教授介绍苏联文学。由于当时国内苏联文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谭先生等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先生从刚开始协助柯尔尊教授编写俄文讲义,到后来参与编写国内第一套俄苏文学讲义,并根据在苏联学到的经验逐步改进了课堂教学方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1973年,谭先生自愿参加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工作,1973-79年间研究室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苏联文学资料》,为后来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有力的积累。

第二阶段是1979年到1981年,彼时谭先生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编选、翻译和校订《高尔基文集》(20卷)的工作。该文集在1991年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谭先生也因为这项工作,对高尔基有了更系统的认识,这之后她发表了不少关于高尔基研究的文章,她认为,“我们每个人要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从头开始,从根开始,从起源开始,这样才能够将问题捋清楚”。

第三个阶段是1982年到2003年,谭先生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北师大,1982-1993年在苏联文学研究所任教,1993年回中文系。此时先生主要培养研究生,研究重心放在20世纪后半叶的俄苏文学。为了配合教学,谭先生和学生们集体翻译了《苏联文学史》,编撰了《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后来又接受了国家教委“八五”规划国际问题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研究“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谭先生认为这两大历史现象本身十分复杂,“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92年,先生不幸被自行车撞倒,髋关节骨折。九年内动了三场大手术,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现在走路时手杖都不能离身。即便如此,谭先生在此期间仍坚持带了五位博士,八位访问学者,从未停止在教育领域的辛勤耕耘。

讲述着与北师大的点点滴滴,谭先生感慨道:“这六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北师大就是我们谭家的根,我的根。”

先生寄语

与先生相处的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着,我们还沉浸在那一段段动人的往事中,采访已接近尾声。在采访的最后,先生留下了对我们青年学生的寄语。

“一是抓紧最宝贵的学生时代,认真读书。”

先生在苏联留学的那段时间,正是由于没日没夜的学习,无时无刻不与书籍为伴,厚积薄发,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二是与时俱进,不忘初心。”

先生提醒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祖国发展的大方向,同时也要铭记初心,精研深思,才能有所收获。

“三是学好外语,开阔眼界,重视对外交流。”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学好外语,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吸取改革发展中的教训,对我们的进步尤为重要。

先生的寄语,字字珠玑,句句中肯,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

送别先生后,走在夏日的林荫小道上,回忆起整个采访过程,我们发现先生总是谈别人多,谈到自己却很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谦逊的学者,总是惯于把自己放在后位。其实,当时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太多像先生一样默默付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一份学术田地辛勤耕耘,对待知识总是认真严肃,对待成绩却是云淡风轻。从先生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时代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人群像,看到了他们的坚守,窥见了他们值得尊敬的一切。

先生像一座桥梁,一座沟通苏俄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桥梁,从往昔跨越时空来到当下,并延伸向更好的未来。

采访者和谭先生合影

采访人:

牛青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生

洪羽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徐梦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李 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魏南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执笔人: